为何今天的网络上充满戾气？

01、“黑命攸关”与疫情日记最近，美国发作了名为“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运动。在我看来，相比于50年前的黑人民权运动，这场运动更多是一种态度和情绪之争，鲜少有基于逻辑和理性的论辩。

“Black Lives Matter”口号其实，这些年在许多国家都泛起一种趋势，那就是舆论场上的争论，越来越基于态度和情绪，越来越没原理可言了。已往的争论还是基于逻辑，但现在的争论更多是基于态度。

以美国黑人运动的演化为例，就有着很鲜明的体现。20世纪60年月后期，马丁·路德·金揭晓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说：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信誉而搜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

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时，曾以气壮山河的词句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信誉，他们答应给予所有的人以不行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信誉。美国没有推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上“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

可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庞大的时机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蓄。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名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这份演讲激情四射，令人热血贲张——引发人们的情绪，这本是政治发动中须要的一种手段——但金的演讲中绝不是仅仅有情绪，他引发情绪的目的，是要以有打击力的方式警醒人们直面一个事实：黑人的倒霉状况，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对于普遍人权的答应截然相反，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制的一种自我否认。普遍人权的理念是白人也都认可的，那么黑人和白人就有了基础共识，可以此为基础向下举行理性讨论。这样的历程就是美国宪制的自我完善历程，带来的是配合体意识和社会共识的自我刷新。

半个多世纪后，大纷歧样了。2020年夏天，美国发作了抗议白人警员对黑人弗洛伊德暴力执法的运动，运动的口号是“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并迅速升级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

好比谷歌公司决议放弃浏览器中blacklist（黑名单）的说法，改用blocklist，代码术语中常用的master-slave（主-从）的表述，也不能再用了，以便保证不会泛起对黑人的歧视性表达。再好比，风靡全球的美剧《老友记》（Friends）的制片人发声表现认真反思，因为当初在剧中对于种族多样性的反映不够，主角当中居然没有一个黑人；经典影片《浊世美人》因为有关乎对南方仆从制的涉嫌溢美的场景，于是被下架。

全美各地都自发地兴起了历史清算运动，种种与仆从制有关的人物塑像被拉倒，甚至连曾经蓄奴的美国国父们也无法幸免。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公园前广场被指定为“Black Lives Matter”广场这样一种冲突、抗议的历程，其中很难看到几多理性辩说的声音，所关注的并不是黑人权利的平等保障，以及如何制度性地落实平等保障；人们更多的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所做的种种出于政治正确的站队。

这种历程没有什么建设性，带来的不是社会共识的刷新，而是社会的更深层撕裂。这与马丁·路德·金所奋力推动的黑人民权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类似的状况在中国也在发生。

疫情当中有人做了“疫情日记”，引起极大关注，但过了没有多久这些日记就引起了庞大的社会争论。遗憾的是，争论中所看到的较少理性的辩说，更多是种种基于态度的诅咒，坚持双方似乎追求的基础就不是告竣新的认识，而仅仅是情绪宣泄而已。要通过辩说努力去“告竣新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基础共识；而基于态度的争吵，则似乎是双方都不屑于这一点，那么社会的基础共识就会破裂，陷入深刻撕裂当中。

这里所谓的基于逻辑来争论的“已往”，和基于态度来争论的“现在”，时间之分大致要划在那里呢？很难有个定量的说法，可是我们可以直观的、定性的感受到，它很可能就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十年前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种种讨论，还不是这个样子的，谁人时候仍有某种未明言出来，但人们默认要去追求的一种共识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深刻的一种变化呢？02、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的结果：信息茧房我对此的推测是，舆论场中共识的丧失，很大水平上是因为公共空间的丧失。

今天不再有公共空间，只剩下公共事件——弗洛伊德之死、对疫情的记载所引起的争论等，都属于公共事件。公共空间和公共事件，它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先说一下公共空间。

德王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另有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讨论，哈贝马斯称这个空间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领域向所有人开放，人们在其中举行公然来往、公共讨论，从而形成某种靠近于公共舆论的工具。

公共领域早期的典型体现，是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泛起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等，到20世纪，报纸、广播和电视等越发成为公共领域的前言。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社会能够告竣基本共识的前提。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习惯于与差别的看法共存、辩说，在辩说中来突破自身看法的偏狭，形成配合体意识的自我更新。我之所以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于公共领域要想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人们就必须得在物理意义上共享着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

如果这种基本的物理前提都不具备，公共领域就无从展开，因为无法再举行公然的来往与讨论。我们就以电视和报纸为例来解释这个问题。

十几年前的互联网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内容，人们获得信息的首选泉源就是电视和报纸。我有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十几年前我大学结业不久，跟两个同学谈天，其中一个说到，自己新租了房，种种家当都置办妥了，可是还没有电视，另一个就随口评论了一句说，“最重要的工具反倒还没有置办。”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家当，这在其时是默认的事实，但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今天许多年轻人家里可能就没有电视了，因为不需要。

当年的报纸也是起到差不多的作用，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九十年月末读大学时，每周牢固的两天，各个男生宿舍抢那一份《体坛周报》的日子，因为那是能看到体育消息和评论的为数不多的信息泉源。十几年前的电视和报纸就提供着一种划定时间和空间结构的功效。电视频道是相对有限的，电视节目都是在牢固时间播放的；报纸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刊行时间也是牢固的，人们都没法自主选择寓目或阅读的时间。

如此一来，时间结构被普遍划定了。另有一些节目是在每年的牢固时间牢固播放的，人们在每年差不多的时候都在有着配合的期待，这些节目就进一步生长为一种前言仪式，涂尔干的宗教学研究告诉我们，仪式是人们获得配合体感受的重要途径。

影戏《阳光辉煌光耀的日子》里展现了60年月公共放影戏的场景 共享的时空结构还带来一个特征，就是在这种时空中能够举行公然的来往与辩说的人们，多数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人们在来往及辩说中，都是带着多重身份属性的。他们的身份可能同时是个父亲、是个工程师、是个球迷、相互间还是同事，等等，就算相互是生疏人，他们还是很可能通过三四小我私家的串联，就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关联。

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必须习惯于与抱持差别看法的人共存；而且由于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人们通常也会主动控制情绪的宣泄，不会不问是非只问态度地站队，杠精是很难获得朋侪的。可是，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以及推荐算法的泛起，改变了这一切，共享的时空结构消散不见了。在今天，人们再想获得什么信息，不再受制于电视节目或者报纸出书周期的时间节奏，拿着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去搜索、寓目、阅读。公共空间所需的共享时间结构没有了。

互联网上的信息铺天盖地，已往电视和报纸举行话题设定的能力，也迅速被这海量信息所淹没掉了。海量信息都在争夺用户的眼球，盼望能够多占据用户的一点时间，多被点击一下形成流量，于是就泛起了推荐算法，它可以基于用户的阅读习惯、购置习惯等，迅速摸清用户的喜好，给每一个用户主动推荐他最感兴趣的内容。互联网信息时代每小我私家的阅读时间都被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填充得满满的，没有精神再去涉猎其他；同时每一小我私家所阅读的内容都纷歧样，公共话题就进一步地弥散掉了。

这就形成了现在人们经常在谈论的一个观点，“信息茧房”。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差别信息的时机，人们迅速地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人们不停地接受着富厚的信息，以为自己随时随地相识着世界，但实际上这不外是因为自己总能看到感兴趣的工具，获得了舒适感，所带来的错觉。

在信息茧房当中似乎营养富厚，但实际上营养极为不平衡；既有看法的不停重复，会不停地强化小我私家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差别的看法共存，举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就会迅速下降。

实际上，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意义上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泛起，把人们的社会来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就进一步消弭着那种“公共性”。

社会媒体可分为公共性的社交媒体，好比微博，和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好比微信。私人性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把有配合兴趣喜好、配合态度的人给聚合在一起，这些人的日常讨论、互动也会不停强化既有的看法和态度，起到和推荐算法差不多的效果，进一步强化“茧房”效应。线下社交的多重身份维度，可以控制着小我私家不会任意宣泄情绪，线上却没有这种控制机制，我们甚至经常在属于私人社交媒体的微信群里也看到相互诅咒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都是与这种轻社交的逻辑直接相关的。这些条件变化的效果就是，人们举行建设性的公共辩说的能力在下降，意愿更是大幅下降。

人们不再习惯于与差别看法共存，而是更愿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欢的信息茧房里。在每小我私家都处于信息茧房中的时候，一切都看起来是那么和谐，每小我私家都和自己看法相同的人感受着一种虚拟出来的岁月静好；就算遇到了看法差别的人，也可以把对方看成是傻子，劈头盖脸臭骂一通之后把对方拉黑，无比爽快。可是这个社会的“公共性”，也就在这个历程中逐渐消弭而去。

信息茧房的逆境近年来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讨论“信息茧房”问题，批判推荐算法、社交媒体所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批判的意义比力有限。

随着技术的生长，推荐算法、社交媒体都是早晚注定会泛起的商业模式，由于它极好的商业效果，也一定会迅速扩展为各大平台都市接纳的模式。既然是注定要泛起的，简朴地批判它的社会效果就意义有限了，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信息茧房的状态如何可能被突破？我之前做过的一种乐观推想是，随着一种模式的生长，它会催生自己的对手来突破这种模式。

好比，“百度”曾经是人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对百度来说是最简朴的，由于它在搜索引擎上的垄断性职位，对这种商业模式很容易就形成了路径依赖；相应地，用户想在百度上搜索到有用的信息，搜索成本就开始升高。于是“知乎”这种专家答问、提供高质量信息的模式就浮现出来，占据了被百度放弃的生态位，赢得自己的忠实用户。可是随着知乎的生长遭遇用户数量的瓶颈，它开放了更多的提问和回覆的空间，内容水准不像早期那么高了。

于是未来有可能会泛起新的不以追求用户数量，而以追求用户质量为目的的新的小众APP，来重新占据被知乎逐渐放弃的生态位。然而这种乐观推想，却有一个问题仍然无法解开，那就是，那种小众APP，不就是一种新形态的茧房吗？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仍然是付之阙如的。

直到2020年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却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03、如何能够击穿茧房：公共事件带来的普遍伤害这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诸如“黑命攸关”运动，疫情，对疫情的记载引起的争论，等等，都是庞大的公共事件。这些直接击穿了信息茧房的墙壁，瞬间撕破了人们理想出来的岁月静好。

已往的公共空间中所设定的议题没有了，那么世界就直接以公共事件来狠狠地刺痛所有人，让人们被迫走出茧房，重新进入同一事件场域。任何公共事件，都市引发出差别的看法，在已往，这是刺激社会大辩说，从而迭代升级社会共识的好时机。

然而，这十年来，由于公共空间的丧失，许多人已经不习惯和差别的看法共存，尤其是在这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年轻一代，相当水平上就是在信息茧房中开始其社会化历程的。效果是，人们进入同一场域，但这一场域却并只有事件意义上的公共性，而没有看法意义上的公共性。信息茧房的逆境人们被迫走出茧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原来就一肚子怨气；蓦然间看到大量和自己差别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却丧失了基于逻辑辩说的习惯和愿望，于是就开始在网络上以宣泄情绪的方式来争吵。社交媒体时代轻社交的特征，使得人们没有控制情绪的动力，大不了拉黑走人，所以争吵很快就会升级。

这种争吵丝毫无助于认知的提升，只会让人感受到对手的“恶意”，对方的“恶意”很快会生长为对自己一方的人格怀疑，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于一种维持自己尊严的潜意识，情绪迅速就会替署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也许原来未必那么坚持的态度。效果就是，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这内里迅速地进入到了“二阶茧房”，社会陷入越发撕裂的状态。2020年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种种撕裂，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这看上去似乎是个越发令人绝望的状况，然而，这内里很可能孕育着新的可能性。人们不习惯于和差别的看法共存，还可以拉黑不看；可是公共事件所可能带来的种种伤害，却不是躲在茧房里就能当它不存在的。一句话，茧房只能在虚拟世界里给你某种“掩护”，却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真的给你岁月静好。

茧房里所营造的虚假舒适，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的，公共事件所带来的详细伤害，总会让茧房里基于态度的种种解释落空，让人开始对自己的茧房发生质疑。“虚拟世界”2020年黑天鹅层出不穷，人们普遍都能感受到庞大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更多的黑天鹅还在飞来的路上。那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公共事件不停涌现出来击穿茧房，哪怕是二阶茧房，也经受不住黑天鹅的频繁打击。

你今天还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可能明天轮到的就是你，你的茧房给你营造的世界也就坍塌了。频繁的黑天鹅，逐渐会让人陷入一种普遍的恐慌和焦虑当中。到了谁人时候，就有了重新泛起共识的可能性。国家学说的奠基人霍布斯，在其理论中就谈到，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每小我私家都有杀死每小我私家的能力，人们会陷入一种普遍的恐惧当中，这带来一种庞大的精神驱动力，人们想要挣脱这种状态。

此时轮到理性登场，找出详细的措施告诉人们，该如何挣脱那种状态，这就是通过一部社会契约，来建设公共秩序。市面上经常看到的对霍布斯的解释，把他当做是专职的辩护士，实际上这都是对霍布斯的庞大误解，他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结构比通常的明白要庞大得多，霍布斯的理论在事实上为自由主义奠基了基础。

细致阐释霍布斯的理论，在这里可能会偏题太远，我引用霍布斯，只是想说，普遍的恐惧，也可以成为共识和秩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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